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這樣表述對職業生涯的感觸。作為****任環保部長，周生賢已在被其稱為“主干線、主戰場、大舞臺”的環保戰線上奮斗了5年。
2005年12月，周生賢從國家林業總局局長任上調任環保總局局長。在他履新的第4天，就發生了吉林石化雙苯廠爆炸引發的松花江水體污染。周生賢率先趕赴污染嚴重的佳木斯市，那段時間，滿嘴燎泡的周生賢指著嚴重污染的江水沖地方官員發火的場景，多次出現在新聞鏡頭之中。
隨后，中國多次發生了重金屬污染、化工污染、水體污染的事件，環境保護升格的呼聲越來越高。2008年3月，環保總局升格為環保部，59歲的周生賢也因此成為共和國的首任環保部長。
“兩會”前夕，周生賢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坦陳，“*遺憾的是我們的約束性指標‘沒降反升’。”回顧自己的5年環保生涯，周生賢不無遺憾。當下的環保形勢是局部有所改善、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
在很多場合，周生賢都喜歡引用“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這句詩。“十二五”的開篇，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亦將“邁步從頭”。
“十一五”關鍵詞：“環保風暴”
“國務院第99次常務會議專門聽取評估結果匯報，認為‘十一五’環保規劃實施**達到進度要求，部分指標超額完成，主要規劃目標可以如期實現，是截至目前執行得較好的一個五年環保規劃。”2010年1月14日，周生賢在國內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透露，國務院第99次常務會議對“十一五”環保規劃實施的評價頗高。
國務院的認可也體現在環保部強硬的把關上：“十一五”期間，環保部對不符合要求的813個項目環評文件作出不予受理、不予審批或暫緩審批等決定，涉及投資2.9萬多億元。
“十一五”期間，環保部連續針對重金屬污染、造紙企業、污水處理廠和垃圾填埋場等重點問題開展專項檢查，國內共出動執法人員1100余萬人次，查處環境違法企業14萬多家次，取締關閉違法排污企業兩萬多家。
《財經國家周刊》：環境問題大到國際社會、小到尋常百姓都十分關心。您作為環境保護部部長，如何評價“十一五”期間環保工作的主要思路？
周生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一些發達國家走過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環境換取經濟增長、注重末端治理的老路。這樣的道路，我們走不通，也走不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就環保論環保，就污染談污染，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付出過大的環境代價。我們必須要探索走出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中國環保新道路。
“代價小”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以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支撐更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效益好”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建設相統籌，尋求*佳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排放低”就是堅持污染預防與環境治理相結合，用適當的環境治理成本，把經濟社會活動對環境的損害降低到*小程度。“可持續”就是堅持環境保護與長遠發展相融合，通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不斷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十一五”期間，環保部堅持把探索環保新道路作為主題，深化認識，主動實踐，推動環保事業和各項環保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在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準確判斷環境保護所處的歷史方位,用新的理念進一步深化對環境保護的認識，用新的視野把握好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機遇，用新的實踐推動環境保護取得更大的實際成效，用新的體制機制保障環境保護的持續推進，用新的思路謀劃環境保護的未來，抓緊制定與我國基本國情相適應的環境保護宏觀戰略體系、全防全控的防范體系、健全高效的環境治理體系、完善的環境法規政策標準體系、完備的環境管理體系、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系。
《財經國家周刊》：“十一五”期間，環保部還在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的新道路，并提出著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請您談談提出這一目標的主要考慮和實施的情況。
周生賢：生態文明不僅關乎環境,還涉及到生產方式、消費模式甚至精神層面的價值觀，歸根到底，就是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融合，就必須堅持科學發展、清潔發展、**發展、可持續發展，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
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陣地和根本措施，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途徑是積極探索中國環保新道路。
《財經國家周刊》：污染減排是環境保護的硬抓手。“十一五”污染減排的任務提前完成，主要經驗有哪些？
周生賢：“十一五”污染減排任務提前完成，歸功于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歸功于各級政府、環保部門和國內人民的共同努力。具體來講，有這樣幾條經驗：一是把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明確為“十一五”規劃的約束性指標；二是推進結構減排、工程減排、管理減排三大措施，建立統計、監測、考核三大體系；三是充分發揮“政策組合拳”的協同效應；四是不斷**環境監管手段；五是嚴格落實責任。
周生賢簡介
生于1949年12月，寧夏吳忠人。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1968年7月參加工作，1972年加入中國**黨。**經濟師。
歷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副縣長，**同心縣委書記、寧夏西吉縣委書記、固原地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秘書長。1993年5月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1998年4月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府常務副主席。1999年2月任國家林業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副部長級）。2000年11月任國家林業局局長、黨組書記。2005年12月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黨組書記。2008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部長、黨組書記。
環保部使命
30年來，中國的環境管理機構的改革已經經歷多次“輪回”。
在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環保部在沒有加入任何外部機構和人員的情況下，直接由環保總局“升格”而成。這是當時機構改革的一個特例；而與之相對應，環保部所面臨的壓力愈來愈大。
周生賢坦言，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進程的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環境形勢十分嚴峻，環境壓力繼續加大。環保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關鍵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環境保護部成立，是“十一五”期間機構改革的一個重要事件。作為我國首任環保部長，您對我國環保行政管理機構的變革歷史有什么感想？
周生賢：過去30多年來，國家環保行政機構隨著環保事業的快速發展而不斷加強，先后走過四次跨越階段，產生質的飛躍。這四次飛躍就是1982年在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設立環境保護局，到1988年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再到1998年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直至2008年召開的十一屆國內人大正式批準成立環境保護部。與此同時，國內各地區從省、市、縣三級政府成立了環境保護機構，形成了從國家到地方的環境行政執法監督的完整體系。
十一屆國內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確定，環境保護部的主要職責是，“擬定并組織實施環境保護規劃、政策和標準，組織編制環境功能區劃，監督管理環境污染防治，協調解決重大環境問題等。”這為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為理順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機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此外，環保部的成立為促進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融合、推動環保事業大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活力。中國的環保工作進入了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主干線、主戰場和大舞臺。
《財經國家周刊》：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時間內污染物排放都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回顧“十一五”，我國經濟得到快速增長，而污染物排放指標卻不升反降，得到有效控制，請問周部長，這是怎么實現的？既然污染物排放指標明顯下降，為什么仍有許多老百姓反映環境質量改善并不明顯？
周生賢：環境保護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人口眾多，生態環境脆弱，發達國家二三百年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問題，在我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出現，老的污染問題尚未解決，新的環境問題又不斷產生。解決中國的環境問題，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必須抓住具有全局影響的污染因子作為重點，集中力量削減污染物排放。
由于歷史**問題和累計環境問題的釋放，污染物排放總量和環境質量的變化不完全協同，不少地區仍然可能處于總量持續減排、環境質量不會明顯改觀的“治污相持期”，部分地區甚至事故頻發。同時也由于一些環境**和環境風險的因子不在總量和質量控制的范疇。因此，“十二五”污染減排將與改善環境質量緊密結合起來，增加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種類，增加大氣污染物監測因子，探索建立減排目標著眼環境質量、減排任務立足環境質量、減排考核依據環境質量的責任體系和工作機制。
“十二五”難題
中國經濟正迎來轉型的“*佳時刻”。
距1995年初次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過去了16年，但16年間，經濟轉型的效果并不樂觀。
2010年5月，周生賢在“發展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在中國”主題晚餐上發表演講稱，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造成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帶來經濟轉型的契機，而加強環境保護，則能給經濟轉型帶來強大推動。
實際上，在“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已經感受到轉型的陣痛，舉國“拉閘限電”式的節能降耗讓傳統產業經濟叫苦不迭。
“十二五”期間，經濟轉型仍將是中央決策必須面對的現實話題，如何設立強化轉型的外界環境，是環保部未來5年決策的關鍵。
《財經國家周刊》：您如何評價我國當前以及今后一段時期的環境形勢？
周生賢：“十一五”期間，我們開展了**次國內污染源普查、環境宏觀戰略研究和“十一五”環保規劃執行情況中期評估，經研究和分析，當前環境形勢可概括為：局部有所改善，總體尚未遏制，形勢依然嚴峻，壓力繼續加大。
我國的環境污染范圍在擴大，污染程度在加重，污染風險在加劇，污染危害在加大，治理難度在增加。城市空氣環境質量退化。東部地區城市細顆粒物（PM2.5）污染嚴重，部分地區出現臭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汞等新型大氣污染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氣頻率普遍提高。水環境呈現復雜的流域性污染態勢。十大流域的支流中，除珠江支流污染較輕外，其他流域支流很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化湖泊富營養化呈迅速增長趨勢，20世紀70年代富營養化湖泊為5%，80年代為35%左右，90年代東部地區湖泊幾乎全部富營養化。
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遠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城鎮污水管網建設嚴重滯后，相當數量的城市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縣城和鄉鎮的污水和垃圾處理設施嚴重滯后。污染減排形勢不容樂觀。資源型產業產品產量過快增長，一些脫硫設施建設工作進展滯后，一些地區和單位出現畏難和松懈情緒，地區進展不平衡。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將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危害群眾健康，危及公共**和社會和諧，影響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時，把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和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作為我國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面臨的首要突出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增強憂患風險意識，科學把握污染防治、生態保護和環境管理規律，有效化解各種矛盾和難題，進一步做好“十二五”環境保護各項工作。
《財經國家周刊》：《**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把提高生態文明水平作為“兩型”社會建設的目標。在您看來，提高生態文明水平，關鍵要把握哪些重點？
周生賢：《建議》第六部分以“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為標題，這在五年規劃中是**次。
生態文明重在建設。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我們必須增強危機意識、憂患意識，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和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具體而言有六方面主要任務。一是深化節能減排：二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三是著力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四是切實保護和修復生態。五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六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財經國家周刊》：“十二五”環保規劃正在制定當中，這個環保規劃有哪些內容，打算解決哪些重要問題？
周生賢：“十二五”期間，環保部門將以解決影響可持續發展和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為重點，深入推進污染減排，加強重點流域、區域和農村污染防治，切實保護自然生態，繼續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
在減排方面，環保部將加大污染物減排和治理力度，將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種類增加到四項，即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把結構減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強化工程減排和管理減排。**啟動縣縣建設污水處理廠工程，加快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啟動燃煤電廠脫硝，嚴格控制機動車尾氣排放。落實減排目標責任制。
此外，我們還將著力解決關系民生的突出環境問題。扎實抓好飲用水環境**保障工作。加強重金屬、危險廢物、土壤污染治理，組織實施好《重金屬污染防治規劃》，有效防范重金屬污染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問題。
